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论“两个结合”及其思想解放意义的心理基础

  刘建军;范娇阳;

  从心理层面揭示“两个结合”提出的基础支撑，揭示“两个结合”所具有的思想解放意义，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视角。“两个结合”的提出并不容易，其本身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是两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而思想的解放需要主体心理力量的支撑。近代以来，民族自信的缺失导致我们对外来文化和他国经验盲目崇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具有强烈民族自信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批判清算了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方法，提出和推进了“第一个结合”，促进了思想解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极大拓展，中华民族自信心显著增强，使人们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压迫时坚定相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当代价值，从而进一步提出“第二个结合”，形成又一次思想解放。可见，中华民族自信心是“两个结合”和两次思想解放的心理基础，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强大心理能量。

  2025年02期 v.47;No.239 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13K]
  

• 论“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

  陈金彪;

  “两个结合”是宏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坚持“第二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文明内蕴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具有先进性、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体能动作用，是新的文化生命体得以生成的基本条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化学反应”，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生成的内在机制。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多重社会文化内涵，它是当代中国社会有机体中的有机生命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具象形态，呈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生命形态，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对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文化生命体虽已形成但仍在发展之中，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巩固壮大新的文化生命体，同时要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筑牢文化安全防线。

  2025年02期 v.47;No.239 9-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91K]
  

•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建设的三重向度

  李中泽;

  纪律是党的生命线，严明的纪律是党百余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障。延安时期，出于应对国内外、党内外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处理党内存在的严重违纪问题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从制度、思想、执纪三个向度展开纪律建设的实践：健全法规制度，构筑纪律体系；开展纪律教育，强化思想引领；严格纪律监督，协同内外兼治。这些实际有效的措施，不仅强化和巩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了党的团结，克服了党内不良现象，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历史借鉴与时代启示。

  2025年02期 v.47;No.239 18-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76K]
  

马克思主义哲学

• 作为生存方式的意识形态——重读俞吾金教授的《意识形态论》

  王晓升;

  俞吾金教授在《意识形态论》中不仅研究了观念体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且暗示了生存方式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但是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马克思关于颠倒的世界与颠倒的世界观的关系论述表明，意识形态不仅仅是颠倒的世界观而且与颠倒世界结合在一起，意识形态会物化在生活中。海德格尔对于日常世界与“世界性”的区分说明了人在日常世界中的生活不是“本真”的生活，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这就揭示了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人的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但又是必须努力克服的。克服这样的意识形态不仅需要每个人的自觉意识，而且需要改变社会的体制。

  2025年02期 v.47;No.239 28-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40K]
  

• 重审青年马克思扬弃宗教的思路历程——基于分隔的视角

  吴厅;尹才祥;

  当代意大利著名政治哲学家阿甘本独创性地将宗教定义为一种分隔结构：世俗+神圣，并由此推论出了国家的分隔结构：法律+主权。在对宗教与国家关系的分析上，青年马克思与阿甘本隐秘地相遇了。但马克思接着阐释出市民社会中所蕴含的分隔结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货币取代了上帝与主权成为新的世俗化的神。宗教、国家与货币这三个领域存在着同宗同源的分隔结构：正常+例外，内在的逻辑都是人创造了中介，但中介反过来支配与奴役人。无论是亵渎，还是人的解放，二者都是要消解异化的分隔结构，祛除赋予在中介里的神圣属性。阿甘本的宗教思想清晰地印证了青年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的深刻洞见与时代效力。

  2025年02期 v.47;No.239 37-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22K]
  

中国哲学

• 董仲舒的孝论

  邓红;

  董仲舒运用春秋学、天道和阴阳五行理论，对儒家的“孝”思想进行了精心的阐述和理论构建，使得“孝”这一发源于西周时代祭祀活动的宗教伦理范畴、先秦儒家根据人类敬爱父母的“本能”总结出来并加以提倡完善的道德原理，发展成了有心理学基础、天道哲学本体和阴阳五行表述系统的“孝”理论系统。董仲舒的孝论显示，董仲舒的“孝”哲学思想起源于原始宗教祭祀的祖先崇拜，在儒家那里初步摆脱宗教而成为一种独立的“孝”思想，但最终还是在董仲舒论证的天地阴阳五行那样理想化的、实质为思想的更高形态的宗教-儒教领域内活动。

  2025年02期 v.47;No.239 45-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12K]
  

• 志于道，据于德——王阳明格物思想新论

  王磊;

  王阳明“以志道为主，以修德为工”，构建了别具一格的格物论。阳明以“通至道”“学圣贤”为格物的终极目标，又认为“心体即所谓道”“心之良知是谓圣”，故“通至道”“学圣贤”只是“明其心”而已。然与佛老不同，阳明主张即物明心，且将万物转化为与人心所发之“意”息息相关的行为物、事件物，对之进行存善止恶的道德价值纠正以去除本心之蔽、恢复本心之明。关于存善止恶中的善恶标准，他认为吾心良知中的“一体”“无滞”等形式原则足够判断道德善恶，无需经验知识的加持。至于存善止恶的实地工夫，他指出良知灵明之中还同时蕴涵了情感驱动、行动意向，故工夫应是知行合一并进、交养互发，而非知行两截、先知后行。阳明提供的不是科学求知层面的格物论，而是圣学修养维度的格物论，它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025年02期 v.47;No.239 53-6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24K]
  

• 《诗经》解释学的典范转移——从《毛诗》到朱熹的《诗经集传》

  夏福英;

  汉代《毛诗》被立为官学，成为汉唐《诗经》解释学的典范。《毛诗》的主要特点是“本事说”与“美刺说”。南宋朱熹《诗序辨说》对《毛诗小序》既有信从也有质疑与否认，其《诗经集传》则极力攻击《毛诗小序》，建立了《诗经》解释学的新典范，被朝廷立为官学。朱熹《诗经集传》提出《诗经》中存在“淫诗”之说，受到了当时及后世学者的批判。朱熹将此类诗歌看作青年男女的情诗，较《毛诗小序》“美刺说”脱离事实的道德解读，更接近于诗的本真。

  2025年02期 v.47;No.239 64-7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98K]
  

外国哲学

• 论海德格尔“精神闪电”的内涵与意义——对海德格尔思想开端问题的一种重新思考

  张柯;王露娇子;

  晚年的海德格尔曾经多次回顾指出，他在1922/1923年间有过一次极重要的“精神闪电”，这是他思想道路的分水岭，由此而来，他才开始创作真正的作品。海德格尔的这种回顾显示在不同的证词和文本中，但其中有一些疑难问题一直未得到澄清。珀格勒虽然见证了海德格尔对“精神闪电”的指示（“精神闪电”是通过时间之洞见而达成的“存在”问题与“生命”问题的路径汇合），但他对此的理解存有较为严重的偏差。通过揭示这些偏差，我们可以更深入更确切地理解海德格尔“精神闪电”的内涵与意义，这将推动我们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达成重要深化。

  2025年02期 v.47;No.239 73-8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45K]
  

• 绿蓝悖论的独立性解决方案探析

  杜晓柳;

  沃伦针对绿蓝悖论提出了一类新的解决方案，并称之为独立性解决方案。这类方案认为，绿蓝悖论的产生来源于对归纳推理的取样多样性原则认识的不足。通过对该原则给出更清晰明确的定义，可以识别出悖论中有缺陷的归纳推理，从而解决问题。但是，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中隐含循环论证的错误。而且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甚至可以论证出绿蓝悖论与取样多样性原则是无关的。此外，根据因果关系而不是沃伦所提倡的分布频率来判断取样是否足够多样，应当是更合理的取样原则。

  2025年02期 v.47;No.239 86-9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02K]
  

语言文学

• 研创双擅、典范新拓：学术史维度里的吴组缃红学考论

  张惠;

  在《红楼梦》学术史上，中国红楼梦学会首任会长吴组缃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树，还以其深具红楼艺术特色又有所突破的文学创作自成一家。他对宝钗并非淑女的辨析，体现了对传统命题的新思维；他对宝黛并非叛逆的新人这一见解，则是对20世纪50年代红学人物研究的纠偏；他并不仅限于对《红楼梦》的艺术进行理论阐发和总结，作为知名小说家，还将体悟到的红楼艺术手法精髓化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并结合新时代思潮试图创作出既有红楼典型人物特点又有所突破的新形象。他的研究采用社会学的方法，与当时“海外红学”呼吁将“社会科学处理之方法”纳入《红楼梦》研究体系相呼应，体现了突破传统考据范式的努力，为《红楼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和思路，并建立了新的学术典范。

  2025年02期 v.47;No.239 95-10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33K]
  

• 从云冈到栖霞：摩崖石窟造像艺术语言的地域性建构

  李凤志;

  石窟寺自印度东传中国，窟龛布局、佛衣形制和形态风格等造型要素在沿袭印度传统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呈现汉地文化特征。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在于，中国石窟造像在本土化进程中，因地域性文化精神与民族性美学思考而产生的一系列变化。在这种文化思潮下，云冈石窟呈现出妙相庄严、政通文兴、中外融合的“令如帝身”北方特征，而栖霞山石窟则表现为穹窿顶、裳悬座、江左化的“江南云冈”南方模式。由此，折射出南北文化交流与时代精神融合下石窟造像艺术语言的地域性格局。

  2025年02期 v.47;No.239 105-1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88K]
  

• 名节追求下的典范选择：论宋人对“开元贤相”形象及典故的接受

  李江才;

  北宋中期以后，宋人对唐代开元贤相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人的评价与唐五代人显著不同，贬抑姚崇而尊扬宋璟、张九龄的倾向明显。在尊扬宋璟、张九龄时也各有侧重，对于前者，多在诗歌中使用“宋璟赋梅”故事，也兼对其已佚之《梅花赋》的拟作；对于后者则着重强调“九龄风度”，但鲜及其文学创作成就。这一现象与《新唐书》等史书对唐代文人事迹的改写共同显示出庆历以降，砥砺名节、崇尚直谏、强调社会责任成为士大夫理想典范后，文人对历史人物的接受。

  2025年02期 v.47;No.239 112-1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97K]
  

法学

• 死刑控制的解释论路径

  陈洪兵;

  如今从立法上大规模取消死刑罪名的空间已非常有限，可行的方案是从解释论路径严控死刑的适用。死刑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案件，应坚持以判处死缓为原则、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为例外的基本立场。从务实的角度考虑，应将死缓、死缓限制减刑与死刑立即执行看作三个准刑种，对于因“罪行极其严重”而进入“死刑圈”的犯罪分子，应采取“死缓→死缓限制减刑→死刑立即执行”的思考顺序来适用死刑。实施放火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只有实际故意致人死亡的，才能判处死刑；实施药品、食品犯罪，只有实际故意致人死亡的，才能判处死刑，对于单纯生产假药、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绝对不能判处死刑；只有故意杀死三人以上的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杀死一人或两人的只能判处死缓或者死缓限制减刑；对抢劫罪加重犯，只有抢劫杀人的，才能判处死刑；只有贩卖毒品的行为才能判处死刑，对于走私、制造、运输毒品的行为不能判处死刑；贪污罪是侵财犯罪，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对于受贿罪可以判处死刑。

  2025年02期 v.47;No.239 120-1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62K]
  

•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理论辨正与制度保障

  吴羽;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应是辩护服务的全覆盖，在程序阶段上应覆盖所有刑事诉讼阶段，在案件范围上应覆盖所有刑事案件。在委托辩护上升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律师辩护全覆盖实质上是通知辩护的全覆盖，目前我国形成了“通知辩护+通知法律帮助”的双轨制覆盖模式。落实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应遵循委托辩护优先于法律援助辩护、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各司其职的原则。立足于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覆盖的发展方向，应从强化相关机构依法履行职责、改造应当通知辩护为强制辩护、保障律师诉讼权利、促进刑事辩护专业化发展等方面展开。

  2025年02期 v.47;No.239 132-14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88K]
  

• 行政解释在行政犯罪认定中的适用及限度——以行政法“判断余地”理论为视角

  翟翌;陈超祺;

  行政犯罪作为一种以行政违法为基本形态、兼具刑事违法属性的特殊犯罪，需要在其认定过程中协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解释权限。由于现代社会中行政犯罪涉及的行政内容愈加表现出高度复杂性和专业性，司法机关仅凭自身能力和资源配置难以有效应对，应适度尊重行政机关在行政犯罪认定相关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上享有自主解释法律的一定判断余地。在理论层面，适用判断余地能够兼顾行政犯罪的复合违法属性，弥补既有行政犯罪解释方法的逻辑缺陷；在实践层面，适用判断余地能够有效提升国家治理行政犯罪的水平。司法机关亦应当以法律的效力位阶为形式标准，以罪刑相适应原则为实质标准，对行政犯罪认定中的判断余地进行必要审查，从而防止行政权向司法领域过度扩张。

  2025年02期 v.47;No.239 141-1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97K]
  

• 论资产管理纠纷的责任终端制度——以民商法突破合同相对性为视角

  赵姿昂;

  最高人民法院在分析资产管理纠纷审判情况、总结相关审判工作经验并在汲取穿透式监管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对资产管理案件实行“穿透式审判”的理念。实行穿透式审判必然突破合同相对性这一民商事基本原则，可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等法律原则，给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可期待性，甚至给法治建设带来一定损害。但是，公平正义是法律追求的终极目标，同理，保护金融投资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下的公平正义亦是资产管理纠纷穿透式审判的基本价值追求。基于此逻辑，深刻分析合同相对性原理，正确理解资产管理纠纷穿透式审判中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法律逻辑，在立法上建立责任终端制度，方能更好地适用穿透式审判突破合同相对性，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

  2025年02期 v.47;No.239 153-1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75K]
  

管理学

• “四因异效”：我国社区应急管理政策的演进路径

  李燕凌;邱希明;

  我国社区应急管理政策演变受多重因素影响，在从“间断”到“均衡”的过程中，始终未能达到稳定状态。政策图景、政策场域、焦点事件、决策层观点在政策均衡时期、政策间断时期所产生的作用差异，反映了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对不稳定性和稳定性的不同适应和反应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社区应急管理政策演变历经“单灾种时期”“一案三制时期”“多灾种反思时期”“中国特色应急管理建设时期”“大安全大应急建设时期”。在这些阶段中，政策呈现“间断—均衡”的实践特征，展现出从“均衡”期到“间断”期突变的“四因异效”演进路径。政府应加强数字化应急平台建设、广泛运用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大模型工具等，实现政策信息实时收集、传递和共享，实施更为丰富的政策仿真算法创新，以增强政策适应突变环境的韧性、有效缩短政策突变的“间断”期，以增强政策的鲁棒性、提高社区应急管理的敏捷性。

  2025年02期 v.47;No.239 161-17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24K]
  

• “政治引领—组织支撑—技术落地”驱动下公务员培训政策的演进逻辑

  李国梁;

  公务员培训政策是引领、规范和加强公务员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管理手段，关乎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从公务员培训政策变迁的驱动结构看，“政治引领”是根本要求和逻辑起点，“组织支撑”是基础和保障并受“政治引领”的指导和约束，“技术落地”是主要抓手和落脚点。从政策演进特征及内在逻辑看，公务员培训政策历经了初始化、体系化、规范化和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四大变迁阶段，从中彰显其演进本质的政治回应逻辑、政治约束下的工具理性逻辑以及演进形态的叠加式渐进逻辑。未来还需丰富培训政策政治回应的价值内涵，强化公务员培训政策的战略导向，重视培训工具理性的现实效果，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公共管理人才支撑。

  2025年02期 v.47;No.239 173-18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43K]
  

• 基于多源数据及多维指标的新兴技术识别方法研究——以新能源汽车技术为例

  赵琦智;莫赞;

  新兴技术识别是学术界技术创新管理领域关注的重点问题。当前，新兴技术识别研究存在以下缺陷：主要以技术视角为驱动，忽略了市场需求与技术表述方式的差异，导致难以准确匹配需求和技术；通常仅仅考虑专利本身指标或专利文本指标，仅以单一视角构建新兴技术测量指标体系。因此基于多源数据及多维指标的新兴技术识别方法具有一定研究意义。企业应充分考虑消费者需求视角（整合消费者在线评论及专利数据），以深入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并通过市场反馈机制推动技术创新；在新兴技术识别过程中，应推广基于专利本身特征和专利文本特征的双维度指标体系，提高技术识别的全面性和精准性。

  2025年02期 v.47;No.239 187-1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54K]
  

博士生专栏·基层治理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 作为枢纽概念的“国家化”：田野政治学概念体系建构的核心

  李旻昊;

  概念体系建构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前提。当前概念体系建构的研究多从宏观视角出发，对个体概念的微观视角关注较少。田野政治学以“国家化”概念为核心建构起了四通八达的概念体系，展现了以“枢纽概念”建构概念体系的独特路径。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枢纽概念的“国家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既充当纵向统属的媒介点，向上建立与一般知识体系的联结，向下实现不同层级概念的整合；另一方面又充任横向联结的基点，实现同级概念间的联结，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参考。

  2025年02期 v.47;No.239 197-20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94K]
  

• “自在”抑或“自由”——“东方自由主义”的贡献与局限

  朱城坤;

  长久以来，传统东方社会一直被冠以“专制主义”之名。“东方自由主义”概念的初步建构，不仅实现了对“东方专制主义”的认识纠偏，也成就了其独特的学术贡献。从历史论看，这一概念有利于消解专制主义的历史定向；从方法论看，这一阐述有利于实现从思辨到经验的方法转向；从认识论看，这一表达有利于澄清农民的理性取向。然而，彼时“东方自由主义”的本质到底是“自在”还是“自由”仍有待商榷，廓清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要明确“自在”与“自由”的区别。作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性概念，尽管“东方自由主义”在传统东方社会中开采出了一定的自由要素，而鉴于这些自由要素深深根植于土地依附关系之中，使得本就以回应为目的的“东方自由主义”概念笼罩着强烈的消极意蕴，进而导致以传统事实为依据建构而来的“东方自由主义”很难突破自在的范畴。直到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一个活力与民主并重的自由时代，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东方自由主义”。

  2025年02期 v.47;No.239 204-2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1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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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02期 v.47;No.239 2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9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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