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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流向地，而税收营商环境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有利于扩大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提升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效率；双边税收协定是税收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低的所得税率、双边税收协定的修订与签订年限的增加能够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调节税收争端，从而扩大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因此，中国与东盟各国应积极推进双边税收协定的谈签工作，进一步加强双边税收协作，不断优化东道国税收营商环境，根据现实需要及时调整协定内容，助力中国企业更好“走出去”。
Abstract：(1)《中国与东盟投资合作成效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2021年11月22日，http://asean.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11/20211103220060.shtml.
(2)《中国-东盟贸易简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2023年6月7日，http://asean.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306/20230603415096.shtml.
(3)卢进勇、冯涌：《国际直接投资便利化的动因、形式与效益分析》，《国际贸易》2006年第9期。
(4)薛伟：《金砖国家的税收风险分析--基于税收协定和税收营商环境》，《财会月刊》2021年第19期。
(1)《税收协定降低“走出去”企业在东道国的税负、提高企业竞争力》，中国政府网，2015年5月21日，https://www.gov.cn/2015-05/21/content_2865907.htm.
(2)肖学旺、赵军、袁保生：《税收因素对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税收经济研究》2019年第2期；张友棠、杨柳：《“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3期。
(3)刘蓉、王鑫、毛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征管竞争力比较》，《税务研究》2017年第2期；张友棠、杨柳：《“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庄序莹、唐煌、林海波：《东道国税收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财政研究》2020年第5期；倪志良、郭俊汝：《“一带一路”、税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工业技术经济》2020年第2期。
(4)王永钦、杜巨澜、王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崔晓静：《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税收协定优惠安排与适用争议研究》，《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李新春、肖宵：《制度逃离还是创新驱动?--制度约束与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世界》2017年第10期。
(5)何杨、马宏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税收负担探究》，《税务研究》2013年第7期；张晓瑜、陈胤默、文雯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18年第1期。
(6) Peter,Egger,Mario,et al.“The impact of endogenous tax treatie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ory and evidence”,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vol.39,no.3,2006,pp.901-931;Millimet D,Kumas A，“Re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Bilateral Tax Treaties on US FDI Activity”,Departmental Working Papers,vol.42,no.3,2007,pp.1-20.
(7)朱青：《鼓励企业“走出去”与改革我国避免双重征税方法》，《国际税收》2015年第4期。
(1)季凯文、周吉：《“一带一路”建设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经济与管理评论》2018年第4期；严佳佳、刘永福、何怡：《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效率研究--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年第10期。
(2)李成、施文泼：《世界银行纳税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3)刘志强、李承睿、黄俊杰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税收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数量经济研究》2022年第1期。
(4) Downs G W,Rocke D M,Barsoom P N，“Is the Good News about Compliance Good News about Cooperation?(1996）”,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3,2007,pp.92-112；朱光福、周超、孙义：《双边投资协定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营商环境吗？》，《经济问题》2020年第6期；袁保生、王林彬、邓峰：《国际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国际商务研究》2020年第6期。
(5)罗秦：《税务营商环境的国际经验比较与借鉴》，《税务研究》2017年第11期。
(6)卢进勇、冯涌：《国际直接投资便利化的动因、形式与效益分析》。
(1) Chisik R,Davies R B，“Asymmetric FDI and tax-treaty bargaining:Theory and evidenc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8,2002,pp.1119-1148;Millimet D,Kumas A，“Re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Bilateral Tax Treaties on USFDI Activity”；张省博、黄智琛:《双边税收协定如何影响OFDI?:基于税收协定异质性的视角》，《世界经济研究》2022年第1期。
(2)缪慧星、何璐伶：《东盟税收协调的演变及未来税收合作展望》，《税务研究》2017年第12期。
(3)肖学旺、赵军、袁保生：《税收因素对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
(4)张省博、黄智琛：《双边税收协定如何影响OFDI?：基于税收协定异质性的视角》。
(5) Davies R B,Norbaeck P J,ekin-Koru A，“The Effect of Tax Treaties on Multinational Firms:New Evidence from Microdata”,World Economy,vol.32,no.1,2009,pp.77-110；邓力平、马骏、王智烜：《双边税收协定与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财贸经济》2019年第11期。
(1)由于篇幅限制，正文中并未汇报“东盟十国税收营商环境综合得分及排名”“东盟十国税收协定得分与排名”“东盟十国投资效率”三项结果，感兴趣的读者请联系作者。
(1)胡玫、郑伟：《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效率研究--基于DEA模型》，《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1)邓力平、马骏、王智烜：《双边税收协定与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
(2)王永钦、杜巨澜、王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
(3)雷雷、张大永、姬强：《共同机构持股与企业ESG表现》，《经济研究》2023年第4期。
(4) Filippaios F,Papanastassiou M,Pearce R，“The Evolution of U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Pacific Rim:ACross-time and Country Analysis”,Applied Economics,vol.35,no.16,2003,pp.1779-1787.
(1)由于篇幅限制，正文中未汇报此两项结果，感兴趣的读者请联系作者。
(2)田国强、李双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流动性创造：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陈伟光、钟快、郭晴：《东道国政府治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经济与管理评论》2020年第5期。
基本信息:
DOI：10.13624/j.cnki.jgupss.2023.03.022
中图分类号:F811.4;F125;F133
引用信息:
[1]缪慧星,杨晓宇,潘娜.东盟国家税收营商环境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中国对东盟OFDI规模与效率的视角[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5(03):154-163.DOI:10.13624/j.cnki.jgupss.2023.03.022.
基金信息:
广西大学应用经济学学科交叉科研项目“‘双碳’目标下碳税、碳交易协同减排效应研究”（合同编号：2023JJJXC23）
2023-05-10
2023-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