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参考文献

(1)[英]杰瑞米·侯德：《阿什沃斯刑法原理》，时延安、史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481页。

(2)[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3页。

(3)刘涛：《新加坡刑法的渊源及特色》，《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1期。

(4)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0页。

(5)付立庆：《日本的行政刑法现象及其考察--兼谈我国行政犯立法模式的转换》，《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4期。

(6)《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刘仁文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324页。

(7) See David Garland,The Culture of Control: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62.

(8)邓子滨：《刑事诉讼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29页。

(9)[英]约翰·斯普瑞克：《英国刑事诉讼程序》，徐美君、杨立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1-95页。

(1)甄贞：《英国附条件警告制度及其借鉴意义》，《法学家》2011年第4期。

(2)《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编辑委员会编译：《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亚洲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6年，第339、252页。

(3)宋英辉、孙长永、朴宗根等著：《外国刑事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

(4)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5)在2002年之前，法国所有的违警罪案件均由治安法院负责审理。2005年1月26日法律对近民法院的刑事管辖权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将近民法院的刑事管辖权扩大到前四级的违警罪，保留了治安法院对第五级违警罪的管辖权。参见金邦贵主编：《法国司法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

(6)[美]罗纳尔多·V·戴尔卡门：《美国刑事诉讼：法律和实践》，张鸿巍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9页。

(7)《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编辑委员会编译：《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欧洲卷（上）》，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6年，第310页。

(8)[美]弗洛伊德·菲尼著，岳礼玲选编：《美国刑事诉讼法经典文选与判例》，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9)郑二威：《我国犯罪记录整体封存的制度构建》，《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4期。

(1)参见刘传稿：《轻重犯罪分离治理的体系化建构》，《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年第4期。

(2)参见张明楷：《犯罪定义与犯罪化》，《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

(3)参见陈泽宪主编：《犯罪定义与刑事法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27页。

(4)参见陈兴良：《轻罪治理的理论思考》，《中国刑事法杂志》2023年第3期。

(5)参见张明楷：《增设新罪的观念--对积极刑法观的支持》，《现代法学》2020年第5期。

(6)卢建平：《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方略》，《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1期。

(7)参见卢建平：《犯罪统计与犯罪治理的优化》，《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8)参见张明楷：《刑法修正案与刑法法典化》，《政法论坛》2021年第4期；周光权：《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1)参见周光权：《积极刑法立法观在中国的确立》，《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

(2)参见卢建平：《犯罪门槛下降及其对刑法体系的挑战》，《法学评论》2014年第6期。

(3)张明楷：《轻罪立法的推进与附随后果的变更》，《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4期。

(4)参见冀洋：《我国轻罪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立法反思与批评》，《东方法学》2021年第3期；杨楠：《我国轻罪立法的实践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东方法学》2022年第6期。

(5)储槐植：《刑法现代化本质是刑法结构现代化》，《检察日报》2018年4月2日第3版。

(1)何荣功：《刑法适用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页。

(2)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第274页。

(3)参见何荣功：《轻罪立法的实践悖论与法理反思》，《中外法学》2023年第4期。

(1) See Andrew Asworth,“Is the Criminal Law a Lost Cause?”,Law Quaterly Review 116(2000),p.225.

(2)郑天翔：《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88年4月1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8年第2期。

(3)程金华：《中国法院“案多人少”的实证评估与应对策略》，《中国法学》2022年第6期。

(1)参见王彬、赵绘宇：《前科制度与就业歧视--对我国<公务员法>第24条第1项的学理反思》，《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8期。

(2)参见苏力：《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中外法学》1995年第5期。

(3)若无特别说明，下文所指危险驾驶罪限于“醉驾型”危险驾驶罪。

(4)参见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二）》，《人民检察》2011年第7期。

(5)参见《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访问地址：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203/t20220308_547904.shtml#1，访问日期：2022年10月17日。

(6)参见周光权：《论刑事一体化视角的危险驾驶罪》，《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1期。

(7)参见中国法律年鉴编辑部编辑：《中国法律年鉴（2012年）》，北京：中国法律年鉴社，2012年，第168页。

(1)参见《2021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2年第4期；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2年3月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2年第4期。

(2)参见齐文远：《修订刑法应避免过度犯罪化倾向》，《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

(3)参见章桦、李晓霞：《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特征及量刑模型构建实证研究--基于全国4782份随机抽样判决书》，《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5期。

(4)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2017年《〈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实施细则》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在100毫克/100毫升以下且系初犯，认罪、悔罪，未造成其他损失或后果的，可以认定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2019年印发《关于办理“醉驾”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明确将醉酒驾驶汽车“酒精含量在100mg/100ml以下，且无上述8种从重情节，危害不大”的情形明确为“可以认为是情节显著轻微，不移送审查起诉”的情形。醉酒驾驶汽车案件适用免于刑事处罚（不起诉）的条件也进一步调整为“酒精含量在170mg/100ml以下，认罪悔罪，且无上述8种从重情节，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形。

(5)参见浙江检察：《重磅！浙江省检察院发布2021年度全省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访问地址：https://view.inews.qq.com/k/20220114A09DTX00?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访问日期：2022年10月20日。

(1)王爱立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十）解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375页。

(2)[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0页。

(3)需要说明的是，在西方国家，司法独立原则并不意味着司法权能完全超然于资本利益和政党政治之外，只不过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更倾向于制约而非协同合作。参见郭彦：《走出西方话语体系禁锢：比较法视野中的人民司法制度基本原则研究》，《法律适用》2022年第5期。

(4)黄文艺：《中国政法体制的规范性原理》，《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