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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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行文方便,单独指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时简称为“最高法”“最高检”,并列指称时简称为“两高”;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检察院简称“高法”“高检”;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简称为《规定》,比如最高法《规定》、最高检《规定》。

1 也有以作用、价值、意义等为题进行讨论,归纳起来包括:约束司法自由裁量权;实现同案同判、法制统一;统一司法理念和法律适用标准;弥补成文法和司法解释的局限;增强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规范已有的案例实践;体现司法智慧,总结推广司法经验;指导法院审判工作,创新和完善司法业务指导方式;提高司法水平、素质和能力;提高审判质量;实现个案正义;遏制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保障司法独立;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促使法院功能回归;体现司法主动解决社会纠纷的功能,发挥司法改造不合理制度的功能和能动性;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需要;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宣传法治、法学教学和研究提供素材;预测、示范和教育功能,等等。林林总总的观点体现了人们对案例指导制度的期待,有的观点难免存在过度解读的意味,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加详讨。

2 最高检有的指导性案例充分体现出回应社会关切,化解社会矛盾。比如,检例第1号“施某等17人聚众斗殴案”作出不起诉决定。要旨指出:“检察机关办理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犯罪案件,要从促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角度,深入了解案件背后的各种复杂因素,依法慎重处理,积极参与调处矛盾纠纷,以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1最高法指导案例4号“王志才故意杀人案”和12号“李飞故意杀人案”的价值在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重申了故意杀人案件要从性质上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案件;另一类是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对于后者,在把握从严精神的情况下注意从宽。案例指导规则明确了,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但只要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依法可不立即执行的,就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指导性案例重申了我国的死刑适用政策,对于纠正此前一段时间死刑适用标准上的混乱局面,规范裁量,统一司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1最高法指导案例3号“潘玉梅、陈宁受贿案”的四个裁判要点,此前的司法解释已有规定。具体来说,裁判要点1、3和4分别与2007年7月8日“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条第2款、第1条第1、2款和第9条第2款相同,裁判要点2与2003年11月13日最高法《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的精神相同,只是文字表述有所不同。

1 英美法系有拘束力的判例可称为“判例法”,是一种正式的法律渊源。区别标志还包括称谓、产生机制等。

2 “裁判要点既可以是阐释法律的适用规则,又可以是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的规则和方法。”胡云腾、吴光侠:《〈关于编写报送指导性案例体例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2年第9期。

1 理论方面的建议,参见杨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之发展与完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2 当然,检察院职能还包括民事行政抗诉、国家赔偿等无关刑事的内容,最高检针对这些所开展的案例指导工作,就不属于刑事案例指导的范畴。因此,最高检案例指导与最高检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不能画等号。

1有学者就表达了“案例指导制度可以部分地替代司法解释,但不能全部取代司法解释”的观点。刘作翔:《案例指导制度的定位及相关问题》,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比如,最高法指导案例4号“王志才故意杀人案”和12号“李飞故意杀人案”的案件起因和经过虽有一些相似性,但从重、从轻的裁量情节和危害后果的差异还是较大的,但两案都由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缓期执行,且都适用了《刑法修正案(八)》(即《刑法》第50条第2款)死缓限制减刑的规定(被有的学者质疑违反了刑法溯及力原则),这些是要加强裁判说理的。